出了火车站，天光大亮。
京市早春的风大得很，卷着地上的黄沙和碎纸屑，刮在脸上生生作痛。
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，穿绿军装的、穿蓝灰中山装的，推着小推车卖大碗茶的，混杂着各种口音的叫卖声。
两人把沉重的行李放在站台外的避风处。
陶理没急着去拦车，他站直了身子，打量着周围一排排几层高的小洋楼和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。
他在省城见过世面，但到了首都，依然还是有种震撼的感觉。
“这京市真够大的。”陶理把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，替沈栀挡住迎面吹来的冷风，“咱们现在直接去你们学校？”
沈栀拢了拢脖子上的红围巾，摇头。
“去学校太早，通知书上写的报到日子还有四天，学校宿舍那边估计还没烧暖气，这会儿去只能挨冻。”她指了指偏北的方向，“咱们先回家，回槐花胡同。”
听到“回家”这两个字，陶理那挺直的脊背不可抑制地僵硬了一下。
虽然他早就把沈栀的户口落在了陶家村，也领了那张有红章的结婚证。
在他心里，槐花胡同那个院子里的沈家人，是沈栀正经八百的娘家人。
这趟上门，是他这个农村糙汉第一次见城里的大舅哥。
信里写得再客气，真到了见面的时候，谁知道人家会不会拿扫帚把他打出来。
“回家行啊。”陶理清了清嗓子，试图掩饰语气里的那点不自然，大手一拍大腿，“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下乡那会儿大嫂刚怀上五个月。算算日子，现在小孩估摸着有一岁半了，会走路了吧？”
“差不多，过年大嫂寄信来，说是能扶着墙根溜达了。”提到小侄子，沈栀原本冻得有些发白的小脸透出光亮。
她离家一年半，走的时候还是个受保护的娇气小姑娘，现在回来，连丈夫都带回来了。
近乡情怯，莫过于此。
陶理不含糊，弯腰重新把两个大帆布包拎起来。
“那咱们不能空手去，这附近哪里有卖洋玩意儿的地方？我得给小娃娃弄几件像样的见面礼。”
沈栀被他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逗乐，伸手拉住他的胳膊。
“从老家带来的东西够多了，大嫂信里不是叮嘱别乱花钱。”
“那不行，大哥大嫂的话是客气，绝不能让街坊邻居看轻了你。”
陶理犯了倔脾气，扭头找旁边卖大碗茶的大爷问路。
几句好话加上两根大前门香烟递过去，大爷乐呵呵地给他指了去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公交路线。
两人折腾着挤上公交车。
车厢里全是鱼油味和葱油饼味。
售票员拿着铁夹子敲击车座靠背报站。
陶理一路护着沈栀，宽大的身躯挡开了周围挤过来的人流。
到了百货大楼，里头的人一点不比火车站少。
玻璃柜台擦得锃亮，货架上摆满了稀罕物件。
陶理把行李寄存，拉着沈栀直奔儿童用品柜台。
一个铁皮青蛙，上紧发条能在柜台上蹦跶老高，拨浪鼓摇起来咚咚作响。更抢眼的是一套大红色的对襟小棉袄，领口镶着雪白的兔毛。
售货员是个涂了口红的中年女人，瞥见陶理那一身板寸头和野性难驯的长相，原本有些爱搭不理。
但当陶理掏出一叠崭新的大团结和全国通用布票时，售货员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麻溜地用牛皮纸把东西包得方方正正，还多绑了两圈红头绳。
从百货大楼出来，日头已经偏西。
这会儿正值下班高峰期，公交车根本挤不上去。
沈栀凭着以前的记忆，领着陶理走到街角，正巧遇上一辆送完货空车返程的偏三轮。
给了三毛钱，那热心的师傅便答应把他们捎到槐花胡同附近。
三轮车一路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往前开。
两旁的景致在冷风中快速倒退。
高大的灰砖城墙遗址、路边掉光了叶子的国槐、骑着二八大杠下班的人流汇聚成一条黑压压的长龙。
空气里除了干燥的灰尘，还飘着炸焦圈和爆肚的香味。
这是属于七十年代末老北京特有的市井气息，粗粝、忙碌、又透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安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