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乐书要录》则是武周时期极具权威性的乐律专著，也是唐代乐律领域史料价值、学术价值最高的专业文献之一。全书共计十卷，由宫廷乐官与文学名臣共同编撰，内容并非简单复刻前代旧说，而是结合初唐至武周时期的宫廷雅乐、民间乐律实践经验编撰而成，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，系统梳理了上古至唐代的乐律制度、音律规则、乐器规制、礼乐仪轨，填补了唐代乐律专著的空白，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历经千年岁月损毁，如今全书仅存第五、六、七三卷，残存篇目仍是后世研究唐代礼乐制度、古代音律体系的珍贵一手史料。
三、革新礼乐：改制宫廷乐署，奠定盛唐音乐格局
除典籍编纂外，武则天积极革新宫廷礼乐制度，推动唐代音乐体系的迭代发展。她针对初唐宫廷音乐机构进行改制，将传统内教坊正式更名为云韶府，专门负责教习、演练宫廷雅乐，规整礼乐仪制、打磨宫廷乐舞。
云韶府的设立，专门服务于皇家祭祀、朝会、大典、宴饮等官方礼仪活动，规范化、专业化培养乐工舞姬，传承正统雅乐，改良乐舞形制，极大推动了武周宫廷音乐的系统化、制度化发展。
从唐代音乐发展脉络来看，武则天执政时期是唐代音乐风格承上启下的关键过渡阶段。上承接初唐庄重规整、尊崇礼制的宫廷雅乐体系，摒弃了僵化陈旧的乐舞形式；下开启盛唐兼容开放、多元融合的音乐新风，为唐玄宗时期燕乐盛行、俗乐繁荣、歌舞鼎盛的盛唐音乐盛世奠定了制度、人才与艺术基础，深刻影响了整个唐代音乐的发展走向。
四、怀柔远邦：万国来朝，多元开放的对外交往
武周政权国力强盛、声名远播，秉持开放包容、怀柔远人的外交理念，积极发展与亚洲、西亚、欧洲诸国的外交往来，四方诸国遣使朝贡、通商交好，形成了万国臣服、异域互通的外交盛况。
在中日交往史上，武周时期有着明确的官方交流记载。据日本正史史料记录，垂拱元年（685年），执掌大唐实权的武则天，特意赠予倭国（日本）珍稀大熊猫两只、精美毛皮七十张。大熊猫作为华夏独有瑞兽，是极高规格的国礼，此次馈赠是中日古代外交史上罕见的珍稀物种外赠，彰显了武周对邻邦的怀柔礼遇，也印证了当时中日官方频繁、友好的外交互动。
延载元年（694年），武周国力鼎盛、威望震慑西域，在波斯大酋长阿罗憾等西域胡族首领的联合号召下，旅居洛阳的西域、中亚诸胡商贾、使节自发聚集资金“百万亿”，采购大量铜铁物料，在神都洛阳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。天枢通体巍峨、刻万国群臣、蛮夷名号，是西域诸国臣服武周、敬仰中原文明的标志性建筑，象征着武周政权远超初唐的国际影响力，体现了亚欧胡商族群对武周盛世的认同与归附。
武周外交秉持务实仁德的理念，并非一味接纳奇珍异兽、奢靡贡品。万岁通天元年（696年），西亚大食国（阿拉伯帝国）遣使入朝上贡雄狮，以猛兽象征权威与臣服之意。武则天与朝臣商议后认为，雄狮性情凶猛、专食血肉，饲养耗费大量人力财力，劳民伤财、无益民生，不符合仁德治国的理念，最终婉言退回贡品。这一举措体现了武周外交重礼义、轻奢靡、务实安民的执政理念。
中外交流范围在武周时期进一步拓展，延伸至欧洲区域。大足元年（701年），**拂菻国（东罗马帝国）**正式派遣使节远赴洛阳，入朝觐见武则天，献上本国方物、修好结盟。这是唐代与东罗马帝国官方交往的重要史实，印证了武周王朝开放包容、联通欧亚的大国格局，彰显了彼时中华文明强大的世界影响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