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初那几天，埃杰顿先生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问店员：“今天收到多少？”
店员低着头，把那只专门腾出来放投稿信件的藤筐往前推了推。“六封，先生。”
第二天，店员说八封。第三天，七封。第四天，十一封。
埃杰顿先生看着那只藤筐，里面的信件稀稀拉拉的，像秋天树梢上最后几片叶子。
他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拿出来，码齐，放在桌上。信封上的字迹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写在厚实的信纸上，有的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。
他想象着那些写信的人——他们坐在哪里，用什么样的笔，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。可他更担心的是另一件事。
玛丽·班纳特为这个比赛花了多少钱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头奖五百镑，二等奖三百镑，三等奖一百镑，入围奖若干——光奖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还有那些报纸上的广告，《泰晤士报》《纪事晨报》《先驱报》，那些文学刊物，登了这么多天，每一天都是钱。
她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说“费用我来出”，好像那些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可他知道不是。那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，一本书一本书攒下来的。是她坐在朗博恩的书房里，点着蜡烛，写到天亮，手指上沾着洗不掉的墨渍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。
现在广告登了这么多天，投稿只有十几封。他把那些信码好，放进抽屉里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柯曾街的石板路上湿漉漉的，昨夜下过雨。行人撑着伞，匆匆走过，谁也不往出版社的橱窗里看一眼。
他忽然有些怕——怕这件事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，怕那些钱打了水漂，怕玛丽的心血白费。更怕她失望。
他认识她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她失望过。不是因为她运气好，是因为她想得周全，每一步都算过。可这一次，算得再周全，也要有人回应才行。
变化是在广告登出后第十天发生的。
那天早上，埃杰顿先生比平时晚了一些到出版社。他在街口的面包店买了一个刚出炉的圆面包，边走边吃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看见两个店员正弯着腰，合力把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从门口往里拖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年纪大些的那个店员直起腰，额头上全是汗。“先生，都是信。今天早上送来的，比昨天多了一麻袋。”
埃杰顿先生愣了一下。他把手里剩的半块面包塞进口袋，快步走过去，蹲下来。
麻袋的口子已经解开了，里面的信件挤挤挨挨地探出头来，像一群被关了很久、终于放出来的鸟。
他伸手进去，抓了一把。信封大大小小，新的旧的，厚的薄的。有的用细绳扎着，有的用火漆封着，有的干脆没有封口，只是折了一下。
他低头看着手里那把信，忽然觉得喉咙有些紧。
“多少？”他问。
店员擦了擦额头的汗。“大概百封左右。我们还没数完。”
百封。埃杰顿先生站起来，把手里的信轻轻放回麻袋里。“数。一封一封地数。每一封都登记好，寄信人的名字，地址，投稿的题材。一样都不能漏。”
店员们应了一声，继续蹲下来整理那些信件。埃杰顿先生站在旁边，看着那只麻袋，嘴角慢慢地弯了起来。不是笑，是那种绷了太久、忽然松了一点下来的弧度。
第十一天，来了三麻袋。第十二天，四麻袋。
埃杰顿先生不得不把柜台后面的那间储藏室腾出来。原来堆着的那些纸张、账本、旧书，被搬到了走廊里，摞得高高的，像一堵摇摇晃晃的墙。
储藏室里摆上了几张长桌，桌上码着那些信件，按日期分好，按题材分好，按寄信人的地区分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