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唐代州县建制，其时全国共三百五十八州。诏令一出，全国同步新建道观三百五十八所、佛寺三百五十八所，合计七百一十六所官立寺观一次性落成建制。规模之大、范围之广、推行之彻底，在隋唐宗教营建史上前所未有，直接造就唐代道教宫观建设的第一个全盛高峰。
纵观唐初宗教发展脉络，更可见此诏的划时代意义：唐高祖、唐太宗虽尊崇道释、确立道先佛后的国家基调、礼遇高僧高道，但始终以务实治国、劝农安民、整肃风气为首要，从未在全国层面统一增置官立寺观，仅对前代旧有寺观进行修缮、核定名额、规范管理，并无系统性、全国性的新建布局。历代史学研究皆有定论：唐代官方有计划、有制度、成体系的道观增置与宗教州县化布局，实肇始于唐高宗一朝。
这一举措绝非单纯帝王好佛崇道、祈福求祥的个人偏好，而是成熟深刻的顶层社会治理手段。经历废王立武政治风暴、关陇集团全面清洗、朝堂阶层彻底重构之后，朝野残存的门阀舆论、世家怨气、新旧官僚矛盾仍需调和。高宗以道释并尊、普建寺观的方式，借助神道教化安定基层民心、弱化朝堂政治纷争、柔化阶层对立、统一社会价值导向，以教化辅刑政、以安宁固盛世，成为高宗重塑大一统政治秩序、巩固皇权集权的重要配套国策。
文治礼乐鼎盛之际，大唐对外武功亦攀上历代巅峰。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盘踞辽东、立国数百年的高句丽，凭山河天险、兵马强悍，屡为中原巨患。隋文帝两度出师无功，隋炀帝三征辽东耗尽国力、终致国乱，唐太宗贞观年间亲征辽东，虽屡破敌军，亦未能彻底倾覆其国、尽复辽东故土。辽东割据，成为横亘数代中原帝王心中未竟之业、历代悬而未决的边疆难题。
至高宗时期，国家积数十年休养蓄力，府库充盈、兵马精强、名将辈出、军政成熟，彻底具备一举底定辽东的国力与条件。
总章元年（668年）九月癸巳，英国公李勣奉诏统领辽东全境唐军，统筹诸路兵马，历经数年蚕食拉锯、围城攻坚、扫清外围、断绝援势，最终攻破高句丽百年都城平壤。唐军入城之后纪律严明、秋毫无犯，迅速肃清负隅顽抗的残余势力，安抚城中百姓，接管城池军政，一举终结高句丽绵延数百年的割据政权。此役生擒高句丽国王高藏、权臣男建及王室、重臣一众核心人物，尽数押送东都洛阳献俘太庙。
平壤既破，高句丽全境州县、城戍、部族、守军悉数望风归降，辽东辽阔故土尽归大唐。为长久镇抚边疆、统辖新附之地、安定辽东民生、管控东北军政，高宗下诏于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，并依据山川形势、疆域大小、人口多寡、部族分布，精细拆分建制四十二州，派遣唐军镇戍、委派流官治理、建立完整的州县军政体系，将辽东之地彻底纳入中原大一统行政版图。
自此，困扰中原数百年的辽东边患彻底根除，大唐疆域东至朝鲜半岛、西抵葱岭、北越瀚海、南尽林邑，版图扩张至唐代极盛。高宗一朝平定百济、覆灭高句丽、底定辽东、安定四疆，赫赫武功奠定盛唐四海宾服、万国来朝的宏大格局。
盛世版图既定、内外安定之后，高宗朝的制度革新继续深入推进。上元元年（674年），朝廷为彰显二圣共治的至尊地位、重构皇权礼制名号，正式下诏：尊皇帝为天皇，尊皇后为天后。
名号改制，并非简单的虚名增饰，而是朝堂权力结构公开化、制度化的标志。自此朝野内外、诏敕公文、朝会礼制、天下称谓，正式确立天皇、天后并列至尊的“二圣体制”，武则天的政治地位、执政合法性、参与大政的权力，彻底从后宫私域走向国家公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