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睿宗传位、李隆基登基之后，深知武后、中宗、睿宗三朝朝局动荡、权戚乱政的积弊，欲拨乱反正、再造太平，首要之举便是慎择宰辅、倚重贤臣。玄宗先后起用姚崇、宋璟主持中枢政务，二人一善应变通治、一善守法持正，相辅奠定开元治世根基；继姚宋之后，朝堂又相继任用张嘉贞、张说、李元纮、杜暹、韩休、张九龄等人为宰相。这批辅政大臣各有独到才干，或是通晓民政、或是熟稔典章、或是刚直敢谏、或是精于理财，且人人恪守臣节、一心为公，尽心打理内外庶务，一扫此前朝堂推诿怠惰、徇私钻营的颓风，让整个中枢朝堂焕发出蓬勃进取的朝气。
与此同时，早年的唐玄宗胸怀开阔、自知一己见识有限，始终保持虚怀纳谏的为政本心，但凡朝臣直言得失、针砭时弊，即便言辞尖锐触怒龙颜，他也能压下怒火、静心听取，择善而从。君主肯容直言、宰辅皆为贤能，上下同心共治，造就了一段政治清明、法度有序、内外政局安稳的黄金时期。
为理顺中央与地方治理体系，玄宗采纳时任宰相张九龄的献策，正式确立官吏内外迁调的定制。朝廷筛选京中能力出众、熟悉典制的官员外放至各州担任都督、刺史，令其深入郡县体察民生、处理地方纠纷，在实务中锤炼治理能力，积累基层行政经验；与之相对，又从各地都督、刺史里挑拣政绩卓著、治理有方的能吏调回京城任职。这种中央、地方官员双向轮换的制度，打破了京官与外官相互隔绝、彼此隔阂的局面，极大增进了朝堂与州县之间的沟通往来，让朝廷知晓地方疾苦，也使地方官员理解中央政令，君臣、朝野之间的信任愈发稳固。
在人才选拔层面，唐玄宗针对前朝科举泛滥、官吏队伍臃肿的弊病大刀阔斧改革科举，收紧进士科录取名额，从源头限制官员数量无序扩张，杜绝大量无实才之人涌入仕途形成冗官群体，以此整体提升官僚队伍的能力与素养。
开元三年，唐玄宗下诏明申吏治准则，郑重宣告：“官不滥升，才不虚授，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”他下定决心坚持选贤任能、量才授官，全面整顿崩坏已久的铨选体系。自唐中宗在位以来，朝廷官吏选拔法度彻底紊乱，后宫妃嫔、皇室公主、外戚权贵公然售卖官爵，更绕开吏部正常流程私自授予官职，生出大批“斜封官”；官场请托行贿、走后门求官的风气愈演愈烈，员外官、试官、检校官等各类非正式官职名目层出不穷，各级官府充斥着大量闲散庸碌的冗官，徒耗国库钱粮，政务运转拖沓低效。
开元二年，玄宗颁下严苛敕令，尽数罢免全国所有员外、试、检校等额外增设的官吏，收紧官吏选拔的准入门槛，明文定下规制：往后若无实打实的战功，或是没有皇帝专属特敕，吏部、兵部一律不得擅自授予官职。此番整顿力度极大，史书载“大革其滥，十去其九”，绝大多数冗余闲散官员被裁撤。
此番吏治整顿成效显著，既根除了官吏队伍臃肿、人浮于事、权责混乱的顽疾，官府行政效率大幅提升，又大幅缩减朝廷俸禄、办公开支，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。
玄宗之前，朝野长久形成重京官、轻外任的偏见，世人皆以留在京城为官为荣，视赴地方任职为贬谪，州县长官多是年事已高、缺乏理政才干之人充任，地方治理根基薄弱。为彻底扭转这一扭曲风气，开元二年唐玄宗专门颁布制书，确立京官、地方长官互调常规，从京中挑选有才识、有抱负的臣子外放都督、刺史，再从州县提拔治绩突出的地方官入朝任职，定下“使出入有常均，永为恒式”的长久制度。其中，玄宗尤为看重直接治理百姓的县令人选，认为县令是天下治民根基，不可草率委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