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天宝财赋整顿、漕运水利革新与中后期财敛之弊：
一、检田括户
武后至中宗数十年间，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，地方豪强、勋贵世家大肆侵夺普通农户耕地，隐匿田亩、脱漏人丁，成为侵蚀国家财税根基的顽疾。大量自耕农失去赖以生存的均田，无力承担赋税徭役，只能弃家逃亡，依附豪强成为私家佃客。豪强霸占的耕地不在官府户籍登记之内，时人称作“籍外之田”；流亡百姓亦被豪强私自藏匿，划为私人依附人口，二者同步规避田租、丁税、徭役，致使朝廷税源持续萎缩，府库常年空虚。
唐玄宗即位后，为拓宽国家财税来源、打压权贵兼并乱象、安抚流离百姓，决意推行一场全国范围的检田括户运动，全面清丈隐匿土地、核查脱漏人丁。这场整治从先天元年（712年）拉开序幕，持续推进至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，十余年间成效卓著。玄宗特意擢升精于理财、行事雷厉的宇文融，任命其为全国覆田劝农使，总揽清核诸事；下设十道劝农使与各级劝农判官，分赴天下各州县实地巡查。
官吏抵达地方后，逐一核对地籍、户籍，将豪强隐瞒不报的籍外田尽数清查没收，再重新分配给无地、少地的流民与贫苦农户耕种；对此前依附豪强、未编入朝廷户籍的隐匿逃户，统一登记造册，纳入国家编户，依法征收赋税。经此番全面清核，仅每年新增的客户赋税便多达数百万贯，国库收入得到极大补充。
检田括户一系列举措理顺了土地与人丁管理制度，让残破的经济秩序重回正轨：无地农民分得田地，生存压力有所缓解，民间负担得到减轻；朝廷税源大幅扩充，府库日渐充盈，有力推动开元前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。但这场大范围清查本身也滋生诸多弊病：宇文融推行政策时急于求成，地方官吏为完成考核指标，刻意夸大隐匿田户数量，罗织罪名、严刑逼核，滋生大量贪腐行径与冤假错案。当时朝中重臣张说、张九龄多次上书，直指括户政策操之过急、扰民伤民，屡次上疏抨击宇文融施政弊端。可二人虽洞悉其中隐患，却拿不出能补足朝廷财政缺口的替代方案，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国家用度紧张的难题。
待到李林甫拜右相执掌中枢财政，并未废止括户、检田之法，反而延续宇文融的清核思路，持续清查隐田逃户，稳固中央税源。同时他主持推行租税折纳改革，改变以往各地直接运送粮食入京、分拨边镇的旧例：各州应缴粮米统一折算为布帛或铜钱上缴，朝廷再用这笔钱集中采购粮食转运西北、西南军镇。折算转运省去大宗粮食长途陆路、水路运输的损耗与人工开销，极大压缩漕运、陆运成本。除此之外，李林甫牵头订立全国统一的布帛、铜钱分级核算标准，规范各地财税折算尺度，避免地方官吏随意克扣、中饱私囊，完善了唐代实物、货币并行的财税核算体系。
天宝十三年（754年），大唐国力、户口达到全盛顶峰。全国辖三百二十一郡、一千五百三十八县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乡；在册户籍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，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口。史书明确记载：“户口之盛，极于此”，这组数据也成为开元天宝盛世经济繁荣最直观的佐证。
二、漕运改制：分段转运解决关中粮荒
隋唐两朝定都关中长安，关中腹地虽有山河险固，却并非天然粮仓。本地平原面积有限，水系分配不均，旱涝灾害频发，粮食亩产难以供给都城百官、禁军与皇室庞大人口。加之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、募兵制全面铺开，朝廷需要常年供给数十万职业边军口粮，西北前线军需时常要从关中调拨，进一步加剧京城粮食短缺。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本是转运江淮粮米的要道，但旧有全程直运模式耗时漫长、损耗巨大、运力受限，始终无法彻底化解关中缺粮困境。
粮食供给紧张之时，皇室只能移驻东都洛阳就食，玄宗在位期间先后五次前往洛阳，核心缘由皆是关中粮食歉收、仓储空虚。
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，玄宗启用深谙漕运利弊的裴耀卿主持全面漕运改革，废弃此前旷日持久的全程长途转运，创立分段节级转运制度。裴耀卿调整沿河行政区划，分出汜水、武陟、荥泽三县地界新设河阴县，修建核心中转仓河阴仓；于清河县筑柏崖仓；黄河三门峡东岸设集津仓、西岸置三门仓；将陕州旧常平仓更名太原仓，华州广通仓改称永丰仓，搭建起以河阴仓、柏崖仓、太原仓、永丰仓四大仓储为枢纽的层级转运网络。
全新转运流程分工清晰：江淮产粮区的米粮沿运河北上，先存入河阴仓，不必径直驶入洛阳；再分两路经黄河、洛水分流，转运至含嘉仓、柏崖仓、集津仓；粮食抵达三门以东后，改陆路翻越山隘运至三门西盐仓；继而复走水路西运至太原仓，最后顺渭水直达长安关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