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宗全力支持裴耀卿的漕运新政，分段转运大幅提升漕运运载量与通行效率，关中粮荒得到显著缓解。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短短三年间，运抵长安的漕粮累计高达七百万斛，京城官仓储备日益丰厚。
这场漕运变革意义深远：充足粮米稳定长安民生，保障朝堂百官、禁军供给，夯实中央政治根基，同时打通南北物资流通渠道，助推全国商贸与农业经济繁荣。财政层面收益同样可观，分段转运减少大量陆路车马人力消耗，三年间节省陆路运费四十万贯（另有记载为三十万缗），省下钱款尽数拨付和市、和籴事务，灵活调剂各地粮食储备。
更关键的是，漕运难题得到大幅缓解后，皇室往返洛阳就食的惯例彻底改变。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之后，玄宗极少再率领百官移驻东都，洛阳作为全国漕运核心枢纽的地位持续衰落；及至晚唐，许多漕船甚至直接绕行，不再途经洛阳城。
三、大兴水利：修渠浚河、立法规范农耕水系
为推动农业增产，玄宗一朝大力投入水利工程修建与河道疏浚，从关中腹地到南北运河沿线均有大规模水利整治行动。
开元年间，长安周边三辅渠系遍布民间私设碾硙。这类水力碾磨依靠渠水动力舂米磨面，效率远超人力、畜力，深受百姓喜爱；可大量碾硙拦水截流，造成主干渠道壅塞、下游水流减缓，泥沙常年淤积，严重削减农田灌溉输水能力，近郊耕地时常缺水减产。玄宗委任京兆尹李元纮专项整治关中渠网，下令拆毁违规私建碾硙，疏通淤塞河道，统一调配灌溉水流。整治完成后，关中平原灌溉条件大幅改善，粮食年产量显著提升。
水利管理层面亦有制度突破，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出土、修订于开元二十五年（737年）的《水部式》残卷，是现存最早、体系完备的全国性水利成文法典。法典详细规范全国渠堰开凿、用水分配、河道维护、水利官吏权责，为各地水利建设与灌溉管理提供统一法度。
南北运河疏浚工程同步推进：开元十五年（727年），朝廷征调河南府、怀庆等地民夫三万余人，由范安总领工程，对郑州板渚口旧运河河道深挖拓宽、清淤加固，运河通航承载力大幅上涨，江淮物资北上更加顺畅。
开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十一月，陕郡太守李齐物为根除三门峡激流险滩对漕船的威胁，历时三个月开山凿石，在三门峡人门左岸开挖人工运河，定名“开元新河”。河道贯通后，漕船可从黄河河口直抵渭水入河口，完美避开三门汹涌激流。以往西行漕粮抵达集津仓后必须卸载改走陆路翻山，新河开通后，粮船自河阴仓出发，直接沿开元新河渡过三门峡，直达渭口永丰仓，航程缩短、沉船损耗锐减，西运漕粮规模再上台阶。
后续水陆运使韦坚接续完善关中漕运体系，引咸阳西南渭水，沿隋代废弃漕渠旧道向东开挖新漕渠，终点与永丰仓渭水干流汇合。自此江淮漕船可一路水运直抵长安城下，实现隋唐大运河全线贯通通航。天宝二年（743年），全年经黄河、运河输送至关中的漕粮多达四百万石，创下唐代漕运总量历史最高纪录。
四、币制整顿与天宝后期苛敛之风滋生
自高宗延续至玄宗开元年间，铜矿开采、冶炼、铸造成本居高不下，朝廷常年面临铸钱亏损。官府为压缩开支，不断降低铜币含铜比例，大量轻薄劣币流入市面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流通乱象；民间百姓转而多用绢帛充当等价物交易，货币体系紊乱。
李林甫主政财政时，曾调拨国库积存绢帛大量收购民间私铸劣铜小钱，试图抬高良币币值、稳定市场物价，但收效有限。待到杨国忠掌权，推出更彻底的货币整治方案：官府批量铸造成色足额、形制规范的标准良币，以新良币平价回收市面上劣质私钱；同时改良冶铜、铸钱工艺流程，压缩铸造成本，在全国各大产铜州县增设官办铸钱熔炉。持续回收与新币投放并行，劣质铜钱逐步退出流通市场，中前期混乱的货币秩序暂时得到平复。
盛世长久安定、物产丰饶，却也让唐玄宗日渐滋生骄奢之心，沉溺奢靡享乐，对金银珠玉等珍宝的占有欲愈发强烈。敛财之臣顺势迎合帝王喜好：王鉷执掌财税时，千方百计搜刮各地金银珍货进献内库；杨国忠上位后进一步改革贡赋制度，加重盘剥，下令各地原本运送入京的笨重贡品，全部折算为金银、绫罗等轻便贵重货品上缴，充盈皇室私藏。上行下效之下，地方各级官吏争相搜刮奇珍金银频繁进奉，各类苛杂进奉层出不穷，底层百姓赋税压力持续加重，开元初年轻徭薄赋的良政逐步被横征暴敛取代，为天宝末年民生凋敝、社会矛盾激化埋下隐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