阮秋的四个班补回去以后，那张旧排序没有消失。
它不再从中央系统生成，也不能在经理页面打开。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之间，四家公司一共导出过十六份排班建议。七份是电子表，九份打印过。中央日志能告诉我们谁按过“导出”，不能告诉一张纸后来塞进哪只抽屉，也不能让一封邮件从收件人的电脑里自己回来。
三月四日，车站酒店招聘两名客房领班。
它原有一名领班回乡，另一名转餐饮，六名内部员工报名。阮秋没有报名。她在青川酒店，只支援过车站酒店三次。候选人里却有一名叫周莲的清洁员，二十八岁，做了四年，培训成绩最高，主管评价也好。
最后入选的两人没有她。
人事面谈记录写：“近期家庭安排较多，稳定性待观察。”周莲过去三个月只请过三天病假，原因是自己发烧；另有两次与同事提前换班，换班都获批准，没有缺岗。她问主管什么叫家庭安排，主管说人事综合判断，不方便公开其他资料。
周莲找到红姨，不是因为知道阮秋的事，而是她在一只待碎纸箱里看见自己的名字。
那是一张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导出的颜色表。车站酒店人事当时打印两份，一份交运营会议，一份夹在节后排班草稿。中央宣布封存后，人事把草稿放进待销毁箱，没有逐页登记。周莲下班经过办公室，帮文员搬箱，最上面一页正好朝上。她的名字后面是黄色，备注“病假、换班、外住”。
三天病假没有让她失去当月工资。三个月后，它从一张本应销毁的纸里又站起来，替一场没有记录的“综合判断”说了话。
红姨先把纸交给黎真，没有带周莲去找主管对质。若主管当场说从未看过，我们又会陷入记忆。黎真按文件编号找原导出，确认这张属于十六份之一；车站酒店的销毁记录写“旧排班草稿一箱”，没有逐份见证，也没有保留证据样本。
“为什么既说封存，又让他们销毁？”我问。
严凤把一月整改令翻出来。中央服务器的模型、日志与一份证据副本封存；各项目持有的工作副本，在确认不再使用后销毁。这样做本来是为了减少个人数据继续散落。问题是销毁只按箱，不核每份；在真正销毁以前，纸仍能被看。
“现在不能把所有箱都烧了。”黎真说，“先列副本。”
四家公司当日暂停人员晋升、长期固定班和续约决定，不停工资、不停日常排班。每家公司由人事、员工代表和一名无关项目文员共同清点纸本、邮箱附件、电脑本地文件与U盘。不是搜员工私人住处，只有公司设备和档案柜；个人邮箱若曾按公司指示收件，由本人选择在见证下查对应邮件，不交其他内容。
第一天找到九份。
第二天找到十三份。
比日志里的十六份少三，又多出四份未登记的二次复制。有人为了开会把电子表另存成“最终”“最终2”和“最终确认”；有人只截取自己部门二十人的页；一名经理把排序粘进个人工作表，删除了颜色，却留下分值。文件名不同，来源相同。
严凤看着清单，说：“我以为撤权限就能停。”
“权限停的是下一次。”黎真回答，“已经出去的纸，要一张张回来。”
第三天下午，周萍在平台办公室一台旧电脑里找到一只加密压缩包。密码写在显示器背面的便笺上。压缩包是软件公司做系统维护时备份，含完整人员数据和模型字段，比任何经理导出都多。维护合同要求服务商在项目结束后删除本地副本，却没有规定平台这只临时备份何时销毁。
软件公司技术员说，备份留在客户电脑，不在他们手里；这是安全惯例，防升级失败。平台信息员说自己不知道内容，只按技术员要求保存。
里面有紧急联系人可达性、住宿区域和病假天数。
红姨问：“谁能开？”
密码太简单，办公室任何看到便笺的人都能开。日志又只记文件建立，不记离线压缩包被谁读过。
我让人把电脑断网，原盘由外部取证做镜像，一份证据封存，其余经确认后删除。阿木站在门口，只管没人搬走设备，不问哪个人是不是内鬼。
严陆反对把维护备份也算员工资料滥用。他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有人打开，不能因为密码写错地方便推定已经泄露。
“不推定泄露。”黎真说，“记作未受控访问风险。通知员工时写我们不能确认是否被看过。”
“这样写会让所有人以为被看过。”
“不写会让他们以为我们能确认没人看过。”
两种不安中，没有一句能让事实更舒服。